后来胡葆森也High了,唱了《三套车》,又朗诵了《沁园春•雪》。再后来所有人都玩开了,分两拨对歌,PK革命歌曲。这边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边就唱《团结就是力量》。后来,一群在国外PE基金工作的海归们给唱傻了,回去蒙着头现学,夜半,终于以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结尾。
“卡拉OK确实是个好发明啊。”某日和王均豪酒醉过后,唐骏在微博上感叹说,“让你表现,让你享受,要享受人生的每一刻,热爱人生的每一刻,烦恼都是暂时的,十年后看今天的烦恼都不值一提,睡一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钱柜里的商人变迁史
唐骏和卡拉OK的渊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界无人能出其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流行双卡录音机,尚不知卡拉OK为何物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唐骏已经见识了卡拉OK的雏形。当时他常去一个日本朋友家玩,朋友家有一个录音机式的小箱子,拎着就能走,一按数字,就能放伴奏带。唐骏唱得不亦乐乎,一首《北国之春》号称唱得比大多数日本人都好。唐骏很迷恋那种氛围。“卡拉在日语里就是空唱的意思,OK就是英文里交响乐的意思。”唐骏说,“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拍手,还喝点葡萄酒,一个夜晚很快就过去了。”
几年后,软件工程师唐骏去了美国。美国人不流行唱卡拉OK,但是中餐馆里仍然有点歌服务。作为一名意犹未尽的粉丝,唐骏开始琢磨,想要发明一种卡拉OK打分机。凭着他的卡拉OK造诣,后来他果然捣鼓出来了——8万美元卖给了三星公司。很多年以后,钱柜进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仪器都仍然被使用着。
钱柜在唐骏的个人职业生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话绝不是调侃。上世纪90年代,钱柜还没有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供职于微软上海的唐骏固定在上海影城七楼的一家酒吧大堂唱歌。酒吧里的LD唱片像《恋曲1990》、《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都是唐骏送的。后来,他转战钱柜复兴公园分店,固定每两周去一次。他常常先约朋友吃饭,饭后九点左右奔赴钱柜。为了防止出现订不到房间的尴尬,他会交代员工傍晚六点就先去唱歌占座儿。再后来,从今年4月1日起,唐骏干脆每周三晚上八点在钱柜订了一个大包间。他在钱柜经常碰到赵薇,跟李冰冰、孙红雷一起唱过歌,宋祖英也是他的好朋友。
钱柜简直是唐骏他们家客厅的延伸。十几年来,这客厅又慢慢变作了一个舞台。唐骏永远是唐骏,钱柜永远是钱柜,唐骏唱的也永远是那几首老歌,可是舞台下的听众在不断变幻着,有的来了,有的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有的走了就不再回来,永远消失了。钱柜简直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界的发展。
早年间,唐骏在微软工作的时候,他招待的朋友几乎全是外企圈子的。后来他跳槽盛大,外企的人就越来越少。“像高群耀,像吴士宏,很多曾经风头浪尖的人物,慢慢就见不着了。外企就面临这个大问题—职业经理人的变化太快了,而且他们需要借用别人的舞台。民营企业就不会这样,只要是自己的东西,慢慢还可以再做起来,不会像外企,被抬得很高,突然就下去了。1997年,一家外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裁绝对比一个民企的老板要牛很多—但是现在反了过来,外企总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离开微软的时候,正是外企受社会关注的最后一拨。2003、2004年之后,惠普这些外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裁是谁,大家都不太知道了。”
盛大时期,常和唐骏一起唱歌的是一群年轻的IT人。当时,唐骏和张朝阳、丁磊组了一个游戏圈大佬俱乐部,每三个月组织卡拉OK局,这次在深圳,下次就在昆明,打着飞的唱歌。唐骏曾经好几次拉着陈天桥参加,都被拒绝了。“他是居家型,喜欢打球,不喜欢唱歌。”
2008年,唐骏从盛大跳槽新华都。在达成初步意向之后,唐骏约陈发树在钱柜唱了几次歌。“不能说我和陈发树的合同是在卡拉OK厅里谈成的,但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他说,“陈发树歌喉不错,喜欢唱一些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拿手的不下30首。”
此后,唐骏的客人们换成了一批制造业的民企老板和经理人——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总裁黄晖、青岛啤酒(600600,股吧)董事长金志国、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云南白药(000538,股吧)董事长王明辉,这些都是不时会在复兴公园钱柜包房里出现的人物。
“圈子不同,文化也不同。外企的高管喜欢打高尔夫和唱歌,民企的老板最爱喝酒,其次是打牌,第三是唱歌。不过最会唱歌的还是政府官员。他们接待太多了,每个人都特别能唱,从陕北小调到最新的流行歌曲,比民企的强多了。”
唱歌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唱到半夜,散场的时候,唐骏会感到有些伤感。“最伤感是离开微软之前的一次聚会,别人不知道,但我清楚我就要离开了,和下属们又唱《真心英雄》,那次是唱哭了。”不过,他又安慰自己说,“这十几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远离,有些朋友会进来,不变的是,我还是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会有不同的阶段,至少在这个阶段,大家一起快乐过,这就够了。”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唱的都是同一首歌,那唱歌就变成了一种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