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化而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但不会带来产能过剩，而且还有助于改进政府的投资结构。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因为研究成果突出，曾荣获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奖”。
给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储蓄率、低杠杆率及健康的财政收支情况这些积极的约束条件，可以看出：当前的复苏进程由政府投资主导有内在的合理性，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阶段、客观上需要较高的投资支持相关，不能简单与发达国家的投资水平类比。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经济确认走向可持续的复苏之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基调都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可以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在现有的政策基调下进行必要的政策微调。
政府投资通过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内需，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政策线索之一。
从较长期的时间尺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目前正以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重新进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阶段。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化率达到45%左右，这一数字明显低于东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本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日本和韩国，与美欧等国家的差距则更大。因此，未来1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巨大的城市化空间，估计到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人口将增至9.26亿，到2030年有望达到10亿。因此，不断扩张的城市规模客观要求较高的投资率，特别是投资于基础设施，为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服务。
金融危机以来，在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的主导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较快的加速增长，增幅由2008年四季度的23%上升到2009年二季度的36%。然而与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政府财政支出侧重于制造业不同，本次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上，这将明显助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为未来几年通过城市扩大内需提供重要切入点。此外，从经济理论上讲，基础设施类似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反映在它本身的商业价值，还在于它有助于改善其它部门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因此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窗口里，政府的投资支出通过推动城市化来扩大内需，不但与推进城市化的方向相一致，而且也与投资的结构调整方向以及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方向相一致，同时也会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应对危机乃至走向复苏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为城市化而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但不会带来产能过剩，而且还有助于改进政府的投资结构，使政府投资与结构调整的方向相一致。总之，尽管由政府财政政策主导的“再平衡”进程中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效率的问题，但是给定政府的高储蓄率，通过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巨大外部性，不仅会极大发挥应对危机的效果，同时也将会明显提高私人部门投资的效率与盈利能力，而且还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