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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隆重纪念严范孙先生诞辰150周年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0-04-03 12:28:19    来源:中华商机网    浏览次数:122    评论:0
导读

中广网天津4月3日消息(记者陈庆滨 通讯员 张丽)4月2日,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校父严范孙先生(1860-1929)诞辰15

中广网天津4月3日消息(记者陈庆滨 通讯员 张丽)4月2日,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校父严范孙先生(1860-1929)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南开大学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缅怀严范孙先生的崇高风范、光辉业绩和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清晨,严范孙先生的亲属代表,南开系列学校的领导、师生代表和南开校友代表等来到南开大学中心花园,在严范孙先生的塑像前敬献鲜花,深深鞠躬,表达南开大家庭对前辈先贤的深切缅怀和无比敬意。

随后,严范孙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开大学省身楼举行。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鸿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天津南开中学党总支书记孙海麟,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南开校友总会理事长、南开大学原校长侯自新,严范孙先生的亲属代表、清华大学教授严文典,天津第二南开中学校长齐重岭,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宋璞,自贡蜀光中学党总支书记兼校长甘建情,天津崇化中学校长马淑苓,天津南开翔宇学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康岫岩出席。

薛进文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严范孙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式“私学”的开拓者,是南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更是南开大学的创建者。他虽然不在南开教育教学第一线,但他为南开选择了张伯苓这位具有大教育家才干的好校长,并始终重用和支持张伯苓;他为南开学校尤其是南开大学的规划创建、劝募集资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以自己的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所有这些,对南开教育事业而言,都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严范孙就没有南开,严范孙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南开校父”。

薛进文指出,由严范孙先生和张伯苓校长亲手创建的南开大学,去年刚刚庆祝了90华诞。90年风雨洗礼、沧桑巨变,我们可以告慰前辈的是,南开道路前景广阔,南开品格陶铸锤炼,南开精神赓续如新,南开大学培养的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已经成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中坚力量。90多年来,南开大学始终铭记严范孙、张伯苓等前辈创建和发展南开的丰功伟绩,始终把传承和弘扬南开先贤的精神风范视作光荣使命。今天,我们纪念严范孙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开拓革新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

薛进文强调,从现在到2019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过程,也是南开大学阔步迈向建校100周年的宏伟历史阶段。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弘扬严范孙先生等老一辈南开人的崇高风范,坚持南开道路,发扬南开品格,光大南开精神,不断加快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努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江西、广东、福建、上海、南京、天津、贵州、美国纽约等海内外南开校友会以及贵州省史学会向大会发来贺信、贺辞。天津南开校友赵耀民特别献上一副书法贺辞:“久有报国志,创建我南开;允公允能之,日新月异来;桃李满天下,中华栋梁才;饮水应思源,严公汗青载。”

严修,字范孙,1860年4月2日生于天津。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直隶学校司督办、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参与掌管全国和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主张变革封建科举制度,学习西方新式教育,在贵州学政任上曾奏设“经济特科”,为国家选拔和培养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式人才。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被尊称为“南开校父”。1929年3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69岁。

办新式大学,始终是严范孙先生的教育理想和不懈追求。1915年,他与张伯苓先生先后走访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北洋大学等,为创建南开学校大学部进行了积极准备。其后,虽然两次试办高等教育都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而受挫,但他并未气馁。他支持张伯苓先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并于1918年亲自赴美考察。他深入了解西方大学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广泛接触在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从理念、制度和师资等方面,为未来的南开大学做好谋划酝酿。在严范孙先生和张伯苓先生的努力下,南开大学于1919年诞生,首批招收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开始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事业培育英才的壮阔历程。

严范孙先生不仅创建了南开大学,而且在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中,还曾多次向学校捐赠款项、图书和土地,并以个人名义设立奖学金资助周恩来等优秀学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收到的几笔数额较大的社会捐款,无不缘自严范孙先生的个人名望和社会关系。

严范孙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南开大学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都发挥过积极指导作用。他1906年提出的“‘尚公’、‘尚能’为振起国民素质”的教育主张,成为南开“公能”校训的思想源头。他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鼓励学生演出新式戏剧,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他重视南开大学文科的发展,曾与梁启超商议吸纳优秀人才,提升南开大学文科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积极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学科的主张和举措,使南开大学较好地适应了天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形成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办学特色。

(本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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