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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奋斗
在浸会求学的最后阶段，每华一直在路透社香港分社实习，那里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和员工素质都让她感到着迷。在财经组，只要电子板上出了新的公告，那整个办公室的人就像打仗一样，一人盯盘，一人采访，一人写稿……每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记者的职业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了一起。
当时浸会有三个女生在路透社实习，所有人，包括每华的指导老师，都认为每华是最有新闻理想和新闻天赋的一个，但在实习期后，路透社却留下了另一个女生。这件事深深地打击了她。
每华意志消沉了很久，她后来甚至去了一次上海，去见那个回去工作的男朋友。但是在上海，他却对她说“分手”。每华说她扇了他一个巴掌，然后什么也没有多说。
李隆在上海的新东家干了还没有几个月，他再次辞职了。直接原因他说是因为不喜欢那家公司的广告理念，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早有打算：差不多可以自立门户了。2009年快年底的时候，李隆找来了原公司的设计总监，还有一个客户经理，三人合伙开了一家新的公司。李隆担任这家公司的企划总监。
公司刚开业的时候，一直是摇摇欲坠，但到了2010年，渐渐稳定了下来。李隆和他的团队招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每天加班，周末也不放过，并一直维持着业务的高质。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居然是一家新公司，因为他们实在太老练了。
而朱卫现在由于迫于生计，已经是长城影视集团的签约员工，他是作为数字电影的导演被招募的。“然后被单位当骡子一样在用。”朱卫说，他现在干得最多的是编剧的活，公司基本上是不会随随便便让新人动机器或执掌导演大权的。
从上海回到香港之后，每华的一切重新开始。她放低了身段，给香港的各家报社都投去了简历，最后，她在《苹果日报》获得了一份工作，开始以经济记者的身份，报道一些香港地产界的新闻。
《苹果日报》给每华的待遇是月薪10000多港币，然而这点钱要维持在香港的生计，简直是杯水车薪。每华的房租就高达近5000港币，从她家到单位，坐车还需个把小时。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每华也成了一个“蚁族”。遇到朋友来香港旅游的情况，她还不忘嘱托他们带些大陆的方便面来。
她有时想想确实不甘心，因为自己的同学，很多现在已经是外企公司的中层领导，年薪达到了二三十万元。社会阶级的分化、地位的不平等，这才开始对这些年轻人慢慢展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李隆无疑是三人中目前最惬意的一个，他刚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并开始在业余练习射箭和弹古琴。
朱卫已经开始受不了工作上的压力了，“影视公司的工作推进节奏很快，基本上没有创作的时间和空间，兴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自然的就转化成了工作负担。”他还在为自己的电影梦而奋斗。在中国，信息的不对称使年轻人失去了很多机会，而要想冒尖，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拿在手中。朱卫还在等着自己最好的作品的出现。
每华每天都面对着香港地产界最有权势的大佬，然后辛辛苦苦地挖掘一些边角料的信息，期待着每月能多几次荣登财经头版。有次每华问她的一个很成功的朋友，现在那么年轻就做到总监了，拿着高薪，开心吗？她的朋友告诉她，不开心。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往往只看到他人的繁花似锦，而看不见背后的辛酸困苦。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一切规则正在剧变，而所有的资源和话语权仍被牢牢把持着。那正准备冒出头来的80后们，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无限期的奋斗中。再过个几年，他们都要买房、结婚、生孩子，然后父母开始退休、老去，生活的重担对于80后来说，一旦挑起，再难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