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国华商场六层是红都高级定制工作室，这里所承接的业务，一方面来自社会，同时也肩负着为中央首长制装的重要使命。
当记者走进办公室时，闫瑞环正在给一位技师指导业务，原来一件正在赶制的中山装的里衬缝合处起了褶皱，必须返工重改，闫瑞环的大量工作就是帮助红都技师们解决遇到的各种新问题。
闫瑞环如今是红都高级技师，同时也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技艺的传人，从1978年进入红都，33年的光景都与这个名字相伴。
红都之“独”
在闫瑞环的这间办公室里，已经做好的中山装、西服摆放成数排，她说一件高级定制服装的制作周期大概是10天-15天，目前国庆将至，正是订单比较多的时候，基本每天都需要加班赶工。
中山装如今已有百年历史，岁月流转，曾经的上海滩上不少知名的裁缝店里都能做出工艺过硬的中山装，而如今红都是传承老工艺的仅存火种，这并不是妄言，在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表中写道：“近年来由于中山装制作人才的流失和老化，‘红都’现已经成为保存中山装传统制作技艺的唯一一家服装企业”。
红都高级定制的价格昂贵，在两三万元左右，闫瑞环解释说：“从面料、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定制有它的独到之处，模仿不来，定制是个人身份的象征。”
完整的定制流程是这样的。首先量体定制，手工裁剪，手工扎成样衣，然后试穿，如果顾客认为有不合体之处，或者有其他个性要求，比如想绣上名字，再重新修正，直到满意为止。“高级定制实际上是过程的享受，成品的衣服只是其中一方面。顾客希望体验的是从开始进店量体到取衣服的整个过程，享受的是一种服装文化。”闫瑞环道出她心里对高级定制的理解。
红都高级定制工作室目前大约有40名技师，最年轻的也有30多岁，闫瑞环说能受聘到这里的技师都是有些本事的。
70多个工艺环节
闫瑞环21岁进入红都，当时还在北京顺义插队。1978年红都从北京郊区县招聘183名工人，闫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先是分组培训，从基本功学起，闫瑞环当时也是从零开始，之前几乎很少动过针线。培训三个月之后，闫瑞环来到车间里学徒，由于勤奋好学，慢慢地被师傅看中，脱颖而出。
闫瑞环师从红都著名的田阿桐师傅，毛式中山装是田阿桐的代表作，“田老师徒弟很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拜过师。”1983年，经过五年的磨练，闫瑞环能单独制作完整的中山装，“但师傅也要把关监督，要想技术过关过硬，需要师傅很长时间的调教。”2008年，闫瑞环成为新一代中山装技艺的传人。
“学徒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本来觉得挺好了，师傅可能会要求拆了重做，这时有的人可能就烦躁了，坚持不下去。只有基础打劳了，才熟能生巧。”如今，红都依然坚持学徒模式，闫瑞环也收了两名徒弟，“我要求她们首先要喜欢这行，这样才能吃苦，为了它而去学习。”
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和领子是制作的难点，口袋要看着舒适，领子要挺，而这恰恰是红都的独门绝活。“服装行业里能做西服的可能做不好中山装，中山装大的环节30多个，小环节70多个，工艺十分复杂。”闫瑞环说。
变与不变
时代在发展，服装也在适应社会和消费者的需要而变化。闫瑞环说，她现在提倡中山装面料和款式上的改变。“中山装既严肃又庄重，以至于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穿中山装就是比较肥大的。而现代人希望能穿着更合体，我们在中山装裁剪的尺寸上做了调整，比如下摆改小。”此外，如今红都从面料、辅料的选用上也做了调整，在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推出的百套限量版中山装中，就选用的国外进口面料。
“我们做出一部分调整，就是让过去的东西更好地适应现在，而不变的、一直传承的就是制作中山装一定要严谨，必须按照传统的工艺去走。以前师傅是这样说、这样做的，到了我们现在的要求还是这样，实质的东西不能变。口袋的比例、扣子，这些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不能变。”变与不变道出了中山装内涵中传承与改革的精神。
在红都高级定制工作室，品类的划分很细致，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一般来说，分为男装、女装、裤子，女装又分为硬活儿和软活儿，硬活儿是西服、外衣；软活儿是做真丝、丝绒等产品。
“做零活儿是很有挑战性的，和流水线的工厂式生产完全不同。”闫瑞环认为，能做出产品当然靠的是技术，而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新问题能解决，就更需要技术。“做零活儿说得深刻些就是灵活掌握，技术上遇到新问题要能灵活解决。”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红都的技师们在忙碌地工作，车间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在专注自己的事情。一针一线的穿梭，不仅仅是缝制服装，也是这门传统工艺在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