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全国经济体制工作会议的召开，意味着今年改革工作拉开大幕。在经过2009年经济企稳回升，2010年被形容为“最复杂的一年”，今年的改革任务也分外繁重。本报记者为此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请他就当下社会关注的改革热点话题做解读。孔泾源认为，当前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力推进。
记者：最近国务院召开会议时再次强调要为非公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非公经济36条”早在5年前就出台，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候重新强调这一点？
孔泾源：为非公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非公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是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关切的重大问题。这次又专门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意味着这个领域的改革创新力度将会大大加强，非公经济的发展空间会更加广阔。但实际上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否则无论出台多少措施，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仍然是有限的。
首先，要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现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要素的使用依然是国有经济占优势，部分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自然垄断优势，是民营经济所不可比拟的。我们还需要解决上述几大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民营企业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的政策。
其次，要创造各种经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一些领域，虽然说民营经济可以进入，但实际上门槛很高、限制很多，甚至将行业管理的权力交给了少数国有企业，这使得民营经济，甚至一部分国有企业也难以得到公平竞争的发展机会。比如，在服务行业中，金融行业的门槛太高，目前还是谨慎有余，创新不足。还有些行业，本来可以股权多样化，但现在还没有完成公司股份制的改造。
国有经济在边界问题上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留给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在社会经济中，国家参与经营活动的领域，应该是民营经济做不好做不了的、社会收益大于经济收益的行业和领域，而不是简单地在市场上追逐利益的一般竞争性领域。
最后，要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存在某种所有制经济具有特殊地位，只要是合法经营，都应该一视同仁。比如，在金融监管方面，国有企业贷款如果不良贷款变成呆坏账，有了损失，可能会有各种理由来回避责任；但是如果是民营经济贷款出现问题，那就要追究责任。这就是在保护程度上不一样了。
用以上几个标准来审视目前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我认为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通过改革相关的体制、创新相关的政策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记者：有人认为去年在山西煤炭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您对此怎么看？
孔泾源：我认为国有企业也要有区分，资源性行业不同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国家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国家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当然，以后最关键的还是要实现产权多元化。煤炭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上市的方法使公共资源公共所有；通过要素价格、市场波动来反映供求关系，调整利益分配；通过上市来体现煤炭企业的社会公众享有，也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要素市场结构更加优化。
记者：今年的资源价格改革有了时间表吗？
孔泾源：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动资源价格改革，最终目标是要建成一种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常规机制。例如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就正在逐渐地与国际接轨。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难度大一点，其他的煤炭、石油、水、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甚至取暖费等，都可以改，不过要一个一个地来推进，各种门类相机抉择。
资源价格改革不仅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外在压力也有。现在我们的资源要素价格仍然较低，其实是价格扭曲，但表现为成本低，竞争有优势。如果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改完后人民币甚至不需要升值，我们和国际竞争者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来进行汇率改革才能形成真实的汇率。目前汇率可以微调，但前提是要素价格要由市场决定。
记者：您对今年的通胀预期如何？今年出台资源价格改革是否是合适时机？
孔泾源：资源价格改革需要审时度势、把握时机。速度快，资源价格改革有通胀压力；形势不好的时候需求不足，改革担心需求更起不来。目前一个一个地改还是可以的，不会引起通胀的问题。就水资源这一块，包括水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体制，也需要改。用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来让老百姓用得起水，用得好水，还需要研究。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现在的社会关注热点。目前改革方案制定上有什么新的进展？
孔泾源：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讲了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生产物的分配和生产条件的分配。而现在我们的两种分配都存在问题。
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为什么说垄断行业要分红和社会化，就是说生产条件要让社会能公平竞争和占有。如果国有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经营的利润就要向资本分红，经营管理要受社会监督。可以用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方式，通过国有资本公共享有的方法来解决生产条件的分配问题。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依然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社会资产的资本化和资本市场的深化这二者相结合。
其次是生产物的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如果生产条件的分配是公平的，那么初次分配基本上就是公平的。在再分配环节上，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当年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收入财产登记制、家庭收入透明制，最初是税收征管员拿着笔记录的。现在我国信息技术这么发达，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将交织进行，城乡统筹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包括人和土地在内的要素如何从二元结构变成统一市场。市场化和城市化这两者在未来怎么才能协调向前走？
孔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这么大的国土面积上、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是交织在一起的，将会面临很多矛盾和挑战。尽管有很多问题我们一时还难以看清，但我们无法回避。
未来“十二五”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将第一次由农业人口占多数变为城市人口占多数。实现公平和自由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要剔除过去限制乡村发展的各种障碍，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在政策和体制上实现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其中，人口、土地、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而市场本身的失灵问题也需要重视。农业是弱势产业，乡村社会也竞争不过要素集中的城市社会，补贴只是一时之计，总的来说还是要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问题。
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要可流动，最关键的问题是18万亿亩耕地红线如何保护。现在各地都在想办法，怎么解决利益补偿问题可以有多种方式，有的地方也许政府拿得起钱，但另外的地方可能还是要用发展的方式、制度创新的办法来解决，如在重庆等地进行的改革试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