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人事变动, 改变了央行现有的咨询架构。我们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将影响最后的决策,从而或将使货币政策退出略为加速。当然这个判断本身可能也难以衡量。
退出节奏:先货币、后财政
刺激政策,就是短期内政府用扩大的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来扩张经济。去年的天量流动性和巨大的投资计划,对2009年GDP保8至关重要。但正如一剂短期猛药,真正吸收到体内的药物成分并不多。同样的,刺激政策的有效性也大大值得研究。
而且,其实施的代价并不小。它造成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包括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通胀预期以及局部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等。
在经济复苏的形势下,流动性的余威犹在,投资计划还有惯性,市场对今年GDP增长很是看好,预期在10%左右。但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仍然是8%。去年的时候,是保8很困难。今年保8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将会给政府留下足够的政策空间,用于促产业结构升级和挤压资产泡沫等两大方面,前者包括削减过剩产能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能等。
因此说,现在既有政策退出的理由,又有一定的退出的能力。而且经济在自然回升,市场自身的力量在抬头,也需要政府退出一些之前在刺激计划下占据的空间。
周其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非常主动地实行有步骤的、坚定的退出政策,让这个经济回到一个可靠的增长的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在供给一侧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退出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平稳增长、就业等民生有保障、社会矛盾不激化。但是现在外部环境存在激增的公共债务、货币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外需存在不确定因素。内部的话,退出后,房地产行业是否会拖累经济、投资计划的连续性、市场力量能否及时补上等很难把握选择。
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也公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退出实施的刺激政策的前提,是决策层需要看到确切的迹象或统计数据,显示复苏态势良好。即确定经济不会出现W形二次探底。这也反映了同样的思路。
更具体些,像经济局部过热、资产价格、CPI和外部影响对政策退出的节奏和力度影响较大。
去年底,国家有关部委就开始关注钢铁、多晶硅、煤化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今年一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和发电量可望增长20%以上,以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出现的“用工荒”, 都说明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
资产价格方面尤以楼市上涨引人注目。去年快速攀升的房价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激化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国土部最新的数据是:2009年房价上涨25%,创出近十年的新高。
政策收紧,给过热因素降温则很好,但是要是使之变冷,则麻烦更大。
CPI也是加息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实际利率进入到负利率期, 则加息会迅速成为现实。1~2月份的CPI已经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而且3月份CPI超出预期的可能性也很大。
外部因素主要考虑外需,如果增长平稳,则退出力度可以大些。另外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也是一个长期以来比较重视的因素。如果美国保持利率水平不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加息导致利差加大,热钱流入,会给自己增加点麻烦。
不过,央行可以在进出境政策、投资方向等方面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自身经济运行的变量更为重要。而且从2009年的情况看,国外的热钱虽然是麻烦,但最狂热的其实是境内自己的热钱。因此如果在4、5月份,其他因素压力都指向一个方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完全可能脱离美国的货币政策,率先加息。
当然在调控这些因素时,不能影响经济平稳发展,也是政府非常谨慎应对的原因。如果经济确立向好复苏态势,退出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仅仅在CPI预期和资产价格的压力之下,被迫加息,而内外需都无法保障较强的增长,则退出可忧。退出节奏和力度需要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随机应变,难以明确。大致判断二季度将会加息1次,全年加息2~3次。
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则是,货币刺激政策会先退出,财政刺激政策会后一些退出。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具有更大灵活性;财政政策程序复杂,刚性较强,很难先于货币政策退出。
3月份公布的财政预算中安排的赤字依然约占GDP的3%,显示了今年并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打算。因此今年政策退出的看点也就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