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某县妇幼保健院的赵院长认为，想要降低剖腹产率，首先需要国家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其次，医疗纠纷必须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现在的解决途径太过繁琐，患者根本不愿意采用。”赵院长希望医疗纠纷发生后，能有第三方公正介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估。“车辆有强制险，生育为什么没有？应该有一个险种，保孕妇从入院到生产结束的安全。”第三，计生政策的改变。“现在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么珍贵，无论产妇还是医生都会倾向于选择剖腹产。”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高凌告诉记者，提倡顺产，降低剖腹产率，医院在硬件和软件上都还需要改善。“顺产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助产士数量少。在国外一个产妇分娩，会有1～2位助产士全程陪同，而我们国家医疗资源有限，往往是一屋子分娩的待产妇，1～2位助产士跑出跑进，值班时往往就一个医生。许多医院都缺助产士。为什么？没人培养，都培养硕士、博士去了。北京有一家很好的助产士学校，但只是个中专，中专生谁要啊？且不说各医院的门槛高，就连咱们的相关规定也说，接生的人必须有大专以上文凭。你学了也白学。好多医院没办法就让护士代替助产士，但没人愿意干。因为没日没夜地在产房转，累，风险和压力又大，钱又少。”其次，生孩子最需要亲人陪伴。但许多公立医院不具备这个条件，没这么多病房。第三，产前保健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妇能不能顺产。“怀孕前期的每个月，后期的每个星期，孕妇都需要指导。这就需要孕妇学校，而且这在围产保健、产科质量管理中都有要求的。但现在许多医院要么不做，要么就流于形式。为什么？因为没收入。物价局没规定，医院不能收钱。”
“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医院身上，医院再压到大夫身上！你下来一个政策，我们就要学习培训，然后执行，但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是职能部门的问题、财政的问题，你让我们大夫怎么办？”高凌无奈地说：“我有时候和他们开玩笑说，定政策的都是男人，都是不生孩子的。”
一位产科医生的30年接生史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高凌|口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伟|整理
上世纪70年代末：
能自己生就自己生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在北京某公立医院妇产科。当时我们的老主任有一句话：能自己生就不做助产，能做助产就不做剖腹产。这就是那个年代妇产科医生的概念。那时候还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物资匮乏，体力劳动多，孕妇的体质也好，新生儿体重也不大，大多数5斤多，谁要生个7斤多的，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不管是头胎还是第几胎，几乎全是自己生，大部分也比较顺利。即便有一些胎位不正的、难产的，也都是在医院里等。因为当时还没有实现科学的产程管理，孕产妇只要没有危险，你就去生，在医院里生个两三天的都有。
当时的医疗保健水平较低，许多人又不是只生一胎，又没有固话、手机、私家车、出租车，孕妇到医院生孩子，都是家人用自行车推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