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散尽,但我国经济总体企稳回升的态势正日趋明朗,最明显的迹象当属春节过后一些地区出现的“招工难”现象。
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查,节后广东省企业用工缺口约90万,其中普工缺口相对较大,为61.2万,约占缺工总量的68%。1月份人力资源市场技工的求人倍率(需求数/求职数)达1.54。不独珠三角,在长三角以及四川、安徽等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招工难”。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行将枯竭。但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声音也不少。
实事求是地讲,断言“拐点”降临既不理性也不客观。从当前我国劳动力的供给情况看,供大于求的现状并没有改观。据统计,在我国现有的9.5亿农村户籍人口中,有5.3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其中真正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约为3.2亿。按照农业部估计,上述3.2亿农业劳动力中,目前仍然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
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国局部地区的确出现了“招工难”,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仍然是供大于求,“招工难”还是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和特定的时间段。
既然劳动力市场依然供大于求,为什么会出现局部蔓延的“招工难”？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招工难”只是表象
“招工难”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经济粗放式发展模式之下,劳动力成本被低估,普通职工待遇长期被人为压低。
事实上,出现“招工难”的企业一般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只能在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做文章”:通过长期压低普通职工待遇,来保持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取企业利润。
在这些企业中,普通职工待遇低主要表现为劳动时间长、收入水平低以及工作条件差。一些企业超时加班已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有些外贸订单类企业,在生产旺季普通职工一天工作10～12小时,每月加班超过法定的36小时的现象也非常多;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经营者以“灵活”用工制度的名义,千方百计在不增加普通职工数量的情况下延长普通职工工作时间,尽量压缩劳动力成本;还有部分企业打着计件工资制的幌子,大大超过法定的加班规定和劳动强度,使得一些普通职工在看似合理的“绩效工资制度”下日夜加班。
在普通职工收入水平方面,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不少企业近年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但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并没有随之同步上涨,导致很多一线普通职工工资长期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上下,增长缓慢。
2005年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超过一半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靠加班加点获取更多工资收入。这样,即便表面上看一些普通职工工资水平高于最低工资标准20%～50%,但不少收入都是靠超时劳动获得的,剔除超时劳动因素,法定劳动时间获取的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相差无几,甚至有些时候还要低于最低标准。
普通职工待遇差,还体现在不少企业为节约成本,不积极主动改善劳动保护条件和生活福利设施,让一线普通职工长期置身于有毒有害的场所工作和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严重损害了普通职工的身心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普通职工权利意识的逐步增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尊严感、满足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类企业对于普通职工的吸引力在日益下降,出现“招工难”就在意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