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榆林全市采煤和产油两项的环境代价已达160多亿元，而当年的地方财政收入还不到100亿元。”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在北京参会期间披露的惊人数字。(3月10日《西安晚报》)
对于一个地级市来说，100亿元的财政收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是很值得人高兴的。但是，这一“业绩”的背后，却是160多亿元的“环境成本”，按照商业“收入-支出=利润”的原则，这说明榆林市还亏损60多亿元，可见，所谓的经济发展也只是“负增长”而已。
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全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60亿元。可见，这样的情况在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已不是“个别现象”，当一些地方还沉浸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热潮之中时，环境污染已如影随形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感到可怕的是很少有地方政府官员像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一样会静下心来思考，如此巨大的环境代价到底会对我们的生存和长远发展，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影响？一些官员需要的只是“发展速度”、“更快的发展速度”、“更高的GDP”。而这样的GDP无疑会给决策者们提供一个错误的信息，使得决策者往往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来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更令我们担心的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拼资源、拼环境、拼投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前所未有，并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生态环境破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拉动力”越来越大，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消除资源、环境、生态衰竭造成的风险。也就是说，这种“不计环境成本”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很有害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病症，也会造成经济症结与社会病症，损害当前更贻害未来。因此，透过越来越多且司空见惯的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环境退化、沙漠化、生态报复等现实的例子，我们有必要不断地追问：“环境成本”之重，我们还能够承载得起吗？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为了追逐利润而去赚钱，发展生产，同时也就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机巧”。但这种“机巧”也要求对“环境成本”进行考量，说到底，就是使发展真正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转变，运用综合手段推进产业、企业进行技术重置，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因为只有从制度上完善相关宏观调控体系，才能推动经济在环境容量可承载的限度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得发展进程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一起推进，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一起发展。
（责任编辑：侯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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