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二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周在北京高调开幕，低调收场，不经意间却让国际市场在随后的震荡中猜测其可能内涵。
美国派出了200人的全明星庞大阵容，足见其重视程度。而中方国家最高领导台前幕后致词和会见也充分彰显对中美之间规模最大双边交流机制的认可。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急需变革的形势下，中美两大经济体间对话显然应当具有世界性影响。然而媒体聚焦对话成果时却似乎乏善可陈。
在分析此轮对话的重要性时，中美战略对话取得“26项具体成果”和经济对话成果包括“五方面内容”这样的表述并不能切中要害。国内媒体对话闭幕的关注重点落在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而国际媒体从开幕前就对中美汇率问题交锋期许甚高。然而未定的市场经济地位和未曾发生的汇率之辨果真能反映中美对话之重吗？
如果着眼于既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答案也许是肯定的。
作为贸易大国，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以减轻国内企业出口面临的贸易保护壁垒。尽管其出口同比下降16%，由于德国下降更多，中国去年还是一举成为全球出口冠军。但同时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了最多的贸易救济调查，共116起，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
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并未实现同时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出口商在贸易纠纷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世贸框架规则允许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以第三国通常较高的成本数据为依据，裁定中国出口产品低于成本倾销。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如美国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必将改善中国的出口环境。而作为投桃报李之举，美国也可以期盼中国加大进口美国商品和服务，确保奥巴马政府实现五年出口倍增的计划。
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盈余国的储蓄过剩和发达国家的过度举债使国际社会频频纠结于汇率错配问题。中国国内隐现得通胀压力和恶化的贸易条件为货币升值提供了内在动力，但对出口部门压力的关注和国内政治的担心使得决策者迟迟难以行动。美国则夹在弱势美元的贸易优势和强势美元的融资保证之间任由汇率问题被政治化。人民币升值或势不可挡，但目前双方的顾左右而言他却不失为适时之举。
然而，如果放眼于未来，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性就远非市场经济地位和汇率问题能决定了。
一方面，现有世界贸易体系的正当性正经受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考验。多哈贸易谈判一推再推，全球千年减贫目标不进反退，贸易全球化过去数十年带来的进步正一点点被逐步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侵蚀。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两者同为全球贸易的收益国。与其把精力放在研究一个未必完美的贸易体制中的市场经济地位，两国有更多理由来共同设计和推动国际社会建设一个更公平和自由的贸易制度，使基于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能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源源动力。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体制急需进行重大变革。在国际社会就金融监管改革达成广泛一致之前，仓促的改变双边汇率不仅不能消除危机反而可能冲击各国金融市场，阻碍实体经济复苏。事实上，中美对话之前美国刚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已暗示中美关系已然超越汇率之争。
该法案的通过确认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不足而非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剩或汇率低估。如何重建全球金融监管确保危机不会再次发生是国际社会必然的共同核心利益，中美对此各有担当。而中国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金融市场的需求与美国有效监管其全球化金融机构的当务之急足以使人相信中美财政高官和央行行长齐聚北京的时候决不会仅仅为了对话而对话。
虽然媒体报道中并没有出现几天后“美财长称美欧普遍认为有必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那样醒目的标题，但解读中美对话当向后看还是向前看呢？
市场或许已按照它自己的逻辑给出答案。
中美对话两天后，外管局发布一则消息否认正在评估所持欧元债券。深受欧洲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美股市受此提震，当日大幅上涨。
或许正如有识之士指出的，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金融改革，而这不是美国和中国就能够单独解决的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国际市场也认识到全球金融改革离开中美是不行的，无论他们在一起时有没有公开谈这个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