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宏观经济分析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淮日前放言，“二十年内现有中国城镇住房要拆一半”。此言甫一出，立刻引发普遍质疑。
对此，陈淮先生也给出了他的解释，比如：建国初期的住房多以战备房、过渡房和简易房为主，如今大半已成棚户区，基本上失去了保留价值；至于1979-1999年期间建设的住房，主要功能是临时脱困，其建筑格局及配套设施也已无法继续适应城市发展需要。
不可否认，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对公众而言，“拆一半”从一个官员学者口中赤裸裸地喊出，多少总让人觉得有些刺耳，听起来像是带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政策暗示。特别是在当前开发商与政府间的房价调控博弈僵持不下的微妙时刻，“拆一半”之说极易被解读为有关方面试图“托市”：拆一半，即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有一半家庭沦为无房户，“刚性需求”的队伍将空前壮大，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将被扭曲，房价可能扶摇直上。
今年“两会”后，中央政府打出一连串政策组合拳，旨在稳定房价过快增长。但目前国内各地楼市看涨和看跌的情绪陷入了胶着状态，房价从整体上看没有明显下降趋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政策间的不一致性。而就单个部门来看，其政策也存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例如，相关机构对商业银行执行第三套房房贷政策的监管时紧时松，而有关部门忽而表态后续还有更严格的调控措施，忽而又强调市场不具备大幅降价的条件。“拆一半”言论此时抛出，势必进一步加剧政策理解上的混淆。
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拆一半”之说要想成立，至少应先满足三个前提，才有进一步论证的正当性：
首先，在新一轮“拆迁潮”到来前，应有切实保障居住人权益的制度环境。近年来，暴力拆迁事件频发，拆迁方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暴力手段为矛，被拆迁人纵有《宪法》和《物权法》护身，依然徒唤奈何。制度的不完善和冲突，放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有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呼吁直接对《拆迁条例》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正，清晰界定“公共利益”的合理范围。而国务院法制办今年年初也顺应民意，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此征求意见稿被媒体称作“新拆迁条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时隔半年，新拆迁条例仍无具体出台时间表，甚至有传闻已胎死腹中。而在各种掣肘力量中，一些地方政府的强势反对被认为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在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文物保护部门应被赋予更“硬”的监督执法权。旧城改造是一个比新城规划更棘手的难题，因为旧城改造往往会遭遇文物保护的和经济利益的两难选择。众所周知，早在上个世纪末，中国一些城市的古城墙就已被扒得所剩无几了。
尽管《文物保护法》和《刑法》都对故意或过失损坏国家文物的行为有相应条款惩罚，但这种规定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实实在在的约束力。就在一个月前，尽管有江苏省文物局介入，镇江开发商依然肆无忌惮地用推土机将入围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宋元粮仓”一举荡平。讽刺的是，当地政府打出的“拆掉一个旧镇江，修建一个新镇江”口号，与陈淮先生“拆一半”的建议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拆一半”真的落实为政策，不知未来中国还有多少文物将毁于一旦！
最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应有根本性改变。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地方官员而言，GDP增长目标压倒一切，由此也形成了“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怪圈。按照中国特色的统计方法，在拆房、盖房、再拆房、再盖房的过程中，GDP可以反复计算；而“土地财政”和搞“形象工程”的需要更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拆迁偏好。
林毅夫教授曾预言，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仍可保持高速增长。我们由衷地希望，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国民幸福感、安全感增加，经济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游戏。
但即便是上述三者都做到了，也不代表“拆一半”在每个城市都有必然的可行性。具体拆多少，保持怎样一个拆和建的最佳节奏，还需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论证，决不可搞“一刀切”，为拆而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