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国家统计局公布宏观经济数据，就总会有关注的焦点，或是物价领域的通胀、通缩，或是投资领域的投向结构，“保增长”等也一样能作谈资。
但奇怪的是，尽管各方辩论多有涉及投资、消费和出口，所谓支出法决定总量的三大要素，却是没人就当前的货币政策作合理与否的探讨，至多只是看看信贷投放的增速与广义货币增长速度的现状，而货币当局也因此情绪稳定地始终保持了政策的“独立性”，站在了争议之外优哉游哉。当前，热门话题是通胀压力，但几轮PK下来，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多数人相信，年初的通胀隐患将在6-7月间见顶，并在第4季度回落。辅之以最新统计数字，似乎又将迎来一段低通胀的好时光。但笔者认为，一方面，低通胀更可能是经济增速放慢的先兆，不是政策操作之功；另一方面，有关分析过度在细节纠缠，历次关于经济话题的算卦，却几乎从未触及关键的政策变量——— 货币政策。
以几轮对通胀问题的讨论为例，无论是食品还是能源，无论是居住租金还是医疗费用，背后无不伴随着民众对自身可支配收入购买力下降的极大疑虑。这种疑虑每每在通胀高企时转化为焦虑，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消费或者投资行为。从此来看，货币政策因为直接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直接影响实物—货币比对关系，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幸运的是，国内已有人对此做过相关研究。结论是，在我国1元钱的政府投资大致带动3-5元民间投资，而1元钱投资大致带动0.3元GDP。在这样的链条激励下，货币政策松一点，投资就会更快地扩张，也因此能够得到更高的经济增长效果成为通识。但副作用是，货币发行量更宽松，在纸币本位的制度体系下，其实就意味着居民收入实际支付能力的下降。如果不能对应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同步或者更快上涨，那么“劳动无法致富”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必然结论。
现实中，统计意义上的居民收入平均增速确是快于GDP平均增速的，但由于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绝大多数劳动者一方面在辛勤劳作，一方面劳动所得却在不断缩水。这样，快速或者过快膨胀的货币量也要承担相当部分的责任。
理论上，秉承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货币主义学者一直坚持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它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从美国过往四十年的历史看，在金本位制垮台之后，凡是货币量控制得好的年份，基本对应着经济稳定的时期，而每次货币政策主动干预经济，试图通过加大货币投放量刺激经济增长，则无不带来意料之外的麻烦。上世纪80年代如此，三年前的次贷风暴也如此，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 增长速度总是对应实际生产效率，人为拉高增速只能带来数据的繁荣，当泡沫退去，总要有低谷段来为高峰期埋单。
回到我国，2009年我国信贷投放量是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广义货币投放量同比增长27.68%，增幅比上年末高9.86个百分点。这针超级强心剂，直接效果当然是“保八”成功，间接效果就是让人民币在国内经济循环中贬值速度更快。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还无法通过储备、支付等方式分流疏导，绝大部分的人民币投放量集中在国内循环。但国际间，却是纷纷看好人民币估值前景，大力鼓励人民币升值。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就成为奇妙的景观。结果是少数外国人大赚套利收益，而多数中国人却在不断为储蓄缩水烦恼纠结。
这种不公平亟待改变。就现状而言，政策逻辑上，解铃还须系铃人。笔者建议，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前，货币当局宜适度调低、调低再调低货币投放的速度，着力改变人民币过快对内贬值状况，乃至不妨自设“红线”，在大力倡导必需的独立性之外，也要有足够的纪律性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