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能否投契？IMF总裁卡恩在亚洲峰会上宣称IMF的亚洲时代已然到来，然而“stigma（污点，恶名）”一词还频频出现在几位亚洲财长的口中，他们面对IMF的提议也心有疑虑。
彼时坐在台下的卡恩，显示了强大的包容能力：面对着这个重要经济增长引擎和大量外储聚集之地，与调动亚洲积极性、参与IMF事务相比，听几句牢骚话又算得了什么呢？
令人玩味的是，亚洲之行后，卡恩终于如愿以偿地对外宣称，正在争取各方承诺，以求将其放贷资源从7500亿美元增至1万亿美元，从而构建有望防止未来金融危机的安全网络。
角色对调
与1997年相比，此次金融危机中，出资国与接受贷款国的角色发生了对调：正是IMF以往所仰仗的欧美国家祸起萧墙。
相比于1997年时对亚洲的出手，此次金融世界正中心的崩塌让IMF难以腾挪，这可以通过IMF对欧洲国家的承诺贷款计算出来：仅仅对整个欧元区，IMF就承诺了2500亿欧元贷款，而在危机之前，其全部可贷款资金仅为2500亿美元。
虽然在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各国同意将IMF的资源增至原水平的三倍，达到7500亿美元，然而目前明确的承诺来自中国、日本和欧盟的400亿、1000亿和1000亿美元，如果将目前IMF对希腊、爱尔兰、乌克兰等国的贷款与SDR提款权加以计算的话，便不难看到IMF的捉襟见肘。
况且西方政治中，由于政府与立法机构的相对独立，在兑现承诺方面，向来没有太好的信誉：最近，美国议员甚至正在推动“避免资金流入IMF”的法案。
这份得到了43位议员支持的“免于遭受欧洲救赎影响法案”，旨在敦促欧洲国家改革，并在欧洲国家改革之前，避免任何纳税人的资金流入IMF。
在欧美国家政治抵触和财政巨额赤字的双重压力下，IMF需要新的承诺来源，而经济运行相对健康的亚洲则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选择了“向前看”的IMF是否能引起亚洲的积极性呢？
来参会前，韩国大学教授PARK YUNG CHUL在东南亚国家认真地做了一番调查，结论显示，至今在东南亚国家中，IMF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机构。
对亚洲的承诺
在调查中，PARK YUNG CHUL发现，各东南亚国家承认，即便世界已经扁平化、全球化到今天的程度，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像IMF这样的协调机构的替代品，因而IMF对于治理金融危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IMF的意图非常明确：在治理危机方面，IMF所拥有的专长和专业性，是一般地区性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即便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运作良好的亚洲。
在接受本报的一次独家访问中，卡恩说出了他的看法：“因为银行业没有在此轮危机中受到直接危害，新兴经济体国家认为它们对金融危机是免疫的，这种想法有点天真：赢了这一次，不意味着下一次就不会患病。”
不过，亚洲区域拥有全球外储前十名中的七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也促发了“清迈协议”的最终签署， IMF要如何承诺，才会令亚洲将IMF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呢？
卡恩带来了对亚洲的承诺，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首先要“使基金组织的分析对亚洲更有用处，并使亚洲更容易获得此类分析：分析应更加重视风险预警、溢出效应、跨部门影响等主题以及宏观金融问题。”
因为卡恩明确感到：“亚洲人士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即基金组织在分析和监督工作中对待各国和各区域的态度不够‘持平’。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改进。”
其次，要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基金组织在这个工作领域与亚洲密切合作（通过韩国在20国集团发挥领导作用），并且正在倾听亚洲的声音，以确保在建设安全网的过程中更好地反映亚洲的需求。
第三，支持进一步增强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发言权。为实现这一点，首先可以完成“份额”改革系列，增加亚洲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卡恩写道，“我希望这项工作能在首尔峰会之前完成”。
这其中，第二条更多的是说韩国政府即将在今年11月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份“作业”。
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但目前也并未触及实际问题：在多伦多峰会上，已经看到欧美国家目前对更改投票权的阻力，即便按照原有的5%份额转移计划，对于亚洲而言也不具有扭转性的意义。
卡恩在韩国受到了亚洲式的热烈欢迎，毕业于牛津、剑桥与美国名校的亚洲财长们也对卡恩礼数有加，然而卡恩是否能真正得到亚洲的回应，还要看IMF在今年10月的年会上，如何续写对亚洲的出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