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一倍，但从1880到1978年间，却翻了三倍多；在那一百年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给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更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 “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相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