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员工工资提升的诉求，一些制造企业选择迁往他方。据报道，富士康、美律深圳厂区等珠三角企业已在思考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比如会从东部沿海迁到西部内陆城市、甚至是海外。（据《每日经济新闻》）
外贸出口代工厂接连提高用工条件挽留员工，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序幕已缓缓开启。中国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逐渐提升的人力资源素质，正在倒逼企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移。其间，许多企业都会经历大浪淘沙的阵痛，而这正是我国经济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型过渡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和必要的扶持，尽量减弱其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实际上，代工企业重新考量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实属必然之举。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加工制造企业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排头兵，“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是它们的制胜法宝，而规模庞大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则是支撑这一优势的基础。但时过境迁，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原有管理模式已经过时。2007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其实就是理念冲突的现实体现。这让制造企业意识到，长期享用的“人口红利”正在走向终端。在盈利模式不变的情况下，迁厂难免会成为一些制造企业的现实选择。
但应当看到的是，代工厂由沿海向内地转移也只是化解燃眉之急的临时举措。因为区域间的人力成本差距必然会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协调、以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推进而日渐缩小。此外，一些企业宣称要将厂址迁至海外，笔者认为未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稳定、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等特性是印度、越南等经济体所不可比拟的。而且，中国内地对家用电器、手机等代工厂的主要产品需求量巨大，本身就是代工厂产品的重要市场，厂址建在内地客观上可以节约企业流通成本。
企业发出迁址的声音，说明产业转型的时间窗口已现，如何做好相关的政策准备，调控部门不妨借鉴海外市场经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曾是世界制造中心，1955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有72.5万人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64%。其后，日本农村劳动力枯竭，廉价劳动力告罄。为此，日本政府进行了产业重组，保留了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等高端市场，而逐步将其他制造业转向台湾和中国内地，完成了本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日本的成功案例表明，在企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相关部门的产业政策鼓励与引导不可或缺。聚焦国内，当前制造企业研发能力匮乏成为其沉迷于低端竞争的罪魁祸首，提高企业研发实力首当其冲。针对企业的现实困难，税务部门可对企业研发投入提供税收减免优惠；同时，行政力量可以通过协调整合学校资源，鼓励学校创新项目走向市场，实现产学研共赢。此外，针对企业迁址的问题，应尽快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鼓励金融服务业发展，努力降低商务成本等。全面做好制造业转移的配套工作，将是对企业迁址压力的最好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