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恩赐》直到德鲁克在2005年去世后才全部完成。肯尼斯很遗憾这位对社会的健康成长关注一生的朋友没有看到书的完整版本。
然而，德鲁克不仅是肯尼斯和威廉的朋友，他实际通过对肯尼斯的帮助间接参与了书的写作。他给霍博兄弟介绍认识了三位对二战之后日本的重建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国工程师，使得他们有机会专门研究日本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反思。
爱德华兹·戴明（W.Edwards Deming）是另外一位帮助过霍博兄弟完成《清教徒的恩赐》的重要朋友。这位美国管理学家同样对日本战后的重建作出过贡献。日本商业管理界至今仍然在记念这位美国人如何帮助日本公司重视质量管理。
肯尼斯和威廉从他们对这些当事人的交流及日本本土的考察中，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他们进一步指出，后来以“亚洲四小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为代表的社会变革实际是这个学习在亚洲的扩散。
威廉指出，他在近来的博客中对丰田危机的评论是在重申书中的观点。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前面提到的“中层经理”阶层的式微仍然是危机的一个表现。
他和肯尼斯认为，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习的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许多青年人热衷于去美国取得商学院的学位。（代表丰田新一代的丰田章南本人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26岁的他获得马萨诸塞州一家商学院的MBA。）跟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他们对所在的工作领域很缺乏亲身实践的了解。
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
他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比如，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
天职的特点在于，人不是为人自己工作，也不是不得已去工作，而是受到创造人和万物的创造主的呼唤和指引，完成领受的使命，对自己、他人都带来益处。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
就像清教徒们在历史上的各行各业结出的丰硕果实，这样的回报和幸福因为来自于最富创造力的主宰而大大超越了人自己所能想像的。
不要偶像崇拜
肯尼斯和威廉认为，以美国商学院为代表的商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很少强调这样的价值观。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多的来自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再关心更加根本的问题。老师和学生看起来好像更加实际了，但由于缺乏更为根本的内在动力反而脱离实际的工作需要，因为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动力，工作的创造力显然很难发挥出来。
他们给这种对商学院学历的过度重视及其产生的风气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对（所谓）专家的偶像崇拜” [The Cult of the (so-called)Exp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