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更是提出,“(相比民营企业)按照解决就业的比例来换算,国企应该上缴90%的利润,用于解决现在的民生问题。”
国资委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此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关于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问题,需一定时间的准备。”财政部财政研究所所长贾康透露,“上缴资金的用途,在必要情况下可能向更大范围民生转移。”
3月24日,国务院常委会信息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经济布局与行业准入着力,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改制,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发改委酝酿的“促进民间投资20条意见”即将亮相,民间资本可能涉足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各行业利润率与行业间收入水平或将改写。
充分博弈
“如果穷人永远穷,中产阶级始终中产,那任何人都没有梦。”杨宜勇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背后,不仅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亦有关联,“日本一些公司,管理层与底层员工工资差距不过三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企业则有70倍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恐怕不会有收入差距这么大。”
反观部分国家的改革经验,只有当每个人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富人、中产、穷人相互尊重,社会利益才不会固化,矛盾也容易化解。
“收入分配调整不仅是政府政策,每个人都不能做改革的看客,”杨宜勇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如企业员工不能等着国家文件涨工资,也不能只盯着工会主席,需要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建立有力的工会,聘请谈判专家、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郑功成也主张,惟有经过民意的充分博弈,收入分配改革才可能均衡兼顾各个群体的权益。
据了解,《实施细则》并不排除征求公众意见的可能。杨宜勇提出,公众应当淡化文件本身,积极参与改革的讨论与推进,拿出成文的意见,“《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时,外资企业普遍参与,有的甚至提交了三五百页意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民营企业只是满腹牢骚,但法律刚施行,他们就要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