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其实并不难买到。今年3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江夏区的纸坊镇古驿道种子一条街的种子店，就买到了46元一包的、被店主称做“抗虫汕优63”的稻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询问是否可以出售这种种子时，该店店主非常谨慎，在很多人面前宣称：“我这没有，卖这个是违法的。”连着去了两次，店主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买种子的诚心之后，才让其妹妹从后院拿来两包，卖给了记者。
稻种包装上写的是“川风二号”，生产公司是四川绵阳龙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用农作物转基因快速检测法(英文名QuickStix，用来区分转基因谷物和非转基因谷物)对这包种子进行了检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将稻米磨成末，再加入专用试剂，检测结果表明，这种稻种是Bt转基因品种。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网络上查询该公司的信息几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发函至绵阳市工商局，查询绵阳龙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至今未有回复。
该店主还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有一种普通水稻就叫“汕优63”，卖26块钱一包，在柜台上卖；另外一种则是记者买到的“抗虫汕优63”，卖46块钱一包。在该“种子一条街”的每一家店中，都能买到这种种子。但这种稻种并不摆在柜台上卖，农民也都知道这种稻种，只要开口要，老板就会到后台拿出来。
“这种抗虫的种子各种包装都有，还有不带包装散卖的。”湖北省农科院下属企业一位员工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有很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制这种种子，“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卖这种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600133,股吧)开发区工商局查询的资料显示：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2008年由武汉绿力丰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湖北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被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占比65%收购。而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是以研究、生产和供应转基因抗虫杂交棉和杂交玉米为主的一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业务网点遍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南湖湖畔的高农大厦19和20层的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诺大的两层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三五个人。两层都没有鸿福农业有限公司的字样。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用非当地口音询问是否有抗虫的稻种卖时，该公司办公室主任非常谨慎，表示他们公司只有棉花和玉米的种子，不卖水稻的种子。得知记者要大量购买，在河北、山东试种时，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给一位销售经理。
该销售经理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一份产品宣传单，上面是鸿福农业四个字。两张彩页上面有四种玉米品种，三种棉花品种，一种水稻品种“粤优99”(专家示范种)。彩页中间还夹着一张单独的黑纸白字的宣传页《新一代绿色超级杂交稻：福中王》：“种福稻，福就到！不种不知道，种了才知妙！省钱、省工、增收。”品种简介说这种稻种的优势是可以抗各种螟虫，亩产可达1400斤。
该销售经理明确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福中王就是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市面上的转基因稻种，很多都叫“绿色稻”“超级稻”。“抗螟虫的，前期防一下蚜虫，后期防一下稻飞虱，螟虫全不用管，中间就天天在家待着就行了。”他表示，秋天收得好的话，还会给代理的公司返利。
他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记者，未来做转基因水稻是一个发财的机会。“20块钱给你，零售价你可以卖五六十块钱，是比普通稻种贵，但是只要农民认可，他会承受的。”有时候该公司也卖散种子，装在塑料袋子里，一百块钱一袋。该经理在开始有些谨慎，说只能卖少量的，只有几千斤，但是，后来表示要多拿可以和他们老总再谈。
“很多科研机构都在做，我们公司和华中农业大学有合作，已经做了五六年了，要储备(转基因水稻)这个资源。”目前，该公司主要是在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做示范推广，“每个县市都安排一点，先铺开(市场)。”该销售经理还告诉记者，在湖北，像鸿福农业有限公司这样的种子公司有很多。而在全国各地，与有转基因水稻研究项目的农科所、大学、企业有合作的种子公司更难以计数。
转基因利益诱因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的规模种植，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240多亿的转基因研究专项，和巨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无疑搅动了各方的利益神经。
2006年，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这一总预算超过240亿元的专项，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额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
“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研究员薛达元直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说。
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这种现象是“转基因的群众运动”。“没有理智、没有秩序地做转基因研究，容易有偏差。”他认为，转基因专项资金要严格管理，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