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诗群：走过来了连方向走找不到，只听别人摆布，我没出过门，成都都没去过，去找哪个呢？给我们弄到哪里去，就没有办法。
记者：你也没有想过要举报？
袁诗群：我哪敢，这是黑矿，这些公安局，干部都是矿上收买了的，你找谁都不行。
丈夫死了，找谁讨也讨不回来了。袁诗群说，她恨黑心的矿主，也怕黑心的煤矿。她说，没有想过找政府部门，更没想过打官司。现实点看，只希望多一点赔偿金了。她从报纸上知道，像张远华这种情况，政策规定可以获赔20万。但矿主的谈判代表说，这个法律在山西还没有实行。
袁诗群：我说我看报纸，在矿上死了的都赔20万，至少是20万，他说山西没有实行。我说那难道国家的东西只在我们江油实行啊？对方说：给你们的赔偿是矿工家属中最高的了。你们要闹也可以，去打官司，打官司至少一个月，你们这一行人就在山西等着吧。
袁诗群早有耳闻，邻村的矿工死了，4万元就了事了，矿上的态度就是要不要随便，不要拉倒。于是，袁诗群接受了这起矿难的“最高赔偿”，8万加来回路费，共9万的赔偿金。
袁诗群：过去了八个人，那边出了一万路费，赔了八万，加了一万路费，一共九万。
袁诗群回忆的场景，刘辉和江仲才律师也回述得很清楚：矿方来了5个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一上来只同意赔偿3万元。三轮谈判过后，赔偿数额最终确定为9万。
律师：包括差旅费，老人小孩的补偿款，都在内赔偿了9万。按照当时标准，他的赔偿已经算是很高了。他那个地方死个人，最高赔偿5万元。说实话，9万谈下来是非常艰难，艰难到极点。
袁诗群说，谈完赔偿事宜，矿上安排袁诗群去认尸体，她刚一哭，就被矿人往外推，说不准哭，这事儿让领导知道了，不得了。
袁诗群：当时就想哭，他们就把我往外面推，他说要是他们领导知道了，就不得了。
火化和发赔偿金定在一天，矿方表示，要等把张远华的尸体火化了，才能给钱。随后的一天，袁诗群一行人在矿方的安排下坐了4个小时的车，在内蒙古境内的一个火葬场把尸体火化了。那情景就是，家属一边在“同意火化”单上签字，矿上一边给他们数钱。5年后，刘辉和江仲才律师形容那一幕就像卖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