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自己为何在办公室总是绷着脸。“一到工作环境中，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很多跟工作有关的事情，自然而然就进入这个情景，面部表情就会相对严肃了。离开办公室后，我就放下这些东西了，也会笑。”
任志强是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华远集团总裁、华远地产董事长。从规模上讲，在全国房地产公司里，华远地产不算大，去年营收11.60亿元。从个人财富上讲，任志强是替国有企业打工的，远谈不上房地产行业里赚钱最多的人。但是，任志强针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多次撰写万言书，以尖锐的言论著称，他是地产界抨击政策声音最响亮的人，也是地产界最具争议性的公众人物。
任志强对中国房地产政策研究有着非常的嗜好。2003年，他牵头与几家企业联合成立了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房地产的数据。“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敢说，中国最系统的房地产数据研究机构是我们的。”任志强表示。他的地产界朋友、生意伙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前与人PK，会发短信求助任志强，向他索要数据。曾经多次和任志强一起参加论坛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说：“任志强确实比很多专家比如易宪容、谢国忠等要强，那些专家没有数据支持，而任志强有。”任志强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顾问，住建部、地方政府也时常到任志强这里索要数据，咨询意见。任志强自称是在做“开启官智”的事，从对政府23号文件的质疑到参与18号文件的起草，他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这一条路上越走越深。
华远地产人力行政总监李春晖透露，任志强要求华远高管人员看《新闻联播》。任志强未必认为国家说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但他认为《新闻联播》一定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导向，它传递的是政府政策导向，你要了解它，你要知道政府现在在支持什么，它要做什么东西……
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 历有关。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他几次命运的巨大改变，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高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解放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的生活其实相当困窘。小时候去照全家福，身上经常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平时就用哥哥姐姐的衣服接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继续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稀粥加一片窝头片，中午是红薯面的窝窝头。
回忆起母亲，任志强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右手握着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用右手食指比作筷子，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的一半饭量比她多。”
我问任志强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小时候住校，放在阿姨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去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任志强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跟着走。刚开始解放，到处跟着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1988年，我家惨得很，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好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这些事。”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们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就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那时候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打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当时这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都认为天生该如此。1968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他们(父母)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里的信念和习惯。”
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左右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记得，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是革命圣地，旱涝保收，如果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就是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斤左右。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块钱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延安1971年的GDP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GDP.
今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宝塔区郭庄村，离延安城区约40公里，现在已全是水泥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强曾居住的窑洞。在长着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两个破败的窑洞。约2米高，上面是白纸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门，个高的人进去需要低着头。我把照片拿给任志强看，他说，这是后来翻修过的。当时的窑洞比这还破。
在郭庄，知青需要学做农活，什么都干，种小麦、小米、荞麦、玉米、红薯等，第一年每个人只分得七斤小麦。在同去的知青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像个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哎呀，流血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连说：“没事、没事。”“他特别粗犷，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毕京京说。
当地没有水，喝的是黄泥汤子，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几天时间就需要洗一次缸，要不然沙土就积了半缸。盛水的时候不能搅动，一搅沙子都起来了。“经常缸里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强说。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他认为吃苦理所当然。
1969年8月，任志强离开郭庄，成为“万岁军”38军的一名士兵。他争强好胜的一面在军队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次挖坑道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和老乡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从土炉子里拿出一块暗红色的炭，给大家点烟。一块炭在任志强的大手里烧得嘶啦啦地响，一股子烧焦的肉皮味冒了出来。大家全都愣神了，任志强催促道，赶快点，就这么拿着炭给被吓得够呛的战友点了一圈烟。他还特别得意地看了看大家。
任志强决不肯以软弱的姿态活在世上。在部队时，他当过工兵班长，经常钻地道搞爆破，很容易受伤，他对他姐姐讲，如果他受伤了，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没用了，干脆把他拧死算了。后来他哥哥出车祸，包机从海南送到北京，任志强在飞机上下了决心，如果哥哥不行了，就掐断氧气不让他受罪做植物人。任志强的强悍可见一斑。
任志强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就是一个人憋在屋里，双眉紧锁，不说话，也不找人倾诉，一个人死扛。每次遇到难解的大事，任志强一着急就高烧不退住医院，一住一个星期。和任志强共事的二十年，齐跃见他住过三四次医院。
1985年，任志强曾入狱一年多。就在监狱里，他也处处争老大，干什么活他都要比别人强。监狱里不能抽烟，去了检察院办公室，任志强二话不说上来就抢人家烟抽，弄得连法院、检察院的人都觉得他特别拧巴。
而他的争强好胜，特别表现在抬杠上。一般人见面都会问好，最近怎么样？但是，你见任志强都不能用这种温柔的话问，一说他会觉得没意思，怎么这么没劲。有一次潘石屹见任志强问：最近和别人吵架了吗？任志强想了想说：还没吵。潘再说：吵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吵架，你这日子跟没过似的，难受。潘石屹说，任志强和人吵架后反而挺高兴。任志强最激烈的一次吵架就是几年前和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吵完架以后，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任志强下来后说：这回终于把老汪给骂了。汪光焘出去后跟人说：这回把他们叫过来臭骂了一顿。两个人都挺高兴。
战友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当年他会打桥牌，并因此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建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或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反正不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其实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1993年，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公司总经理，在北京东边办公，华远办公室在北京西边，潘石屹和任志强首次合作，双方成立了一家子公司，潘石屹那方占95%，任志强这边只占5%。一天，潘石屹接到任志强的电话，要他过去商量事情。任志强指责他侵占小股东利益。原来，潘石屹用这家子公司的名义买了一辆小车，再用子公司的名义把车租给母公司，并按市场价格付租金了。任志强说他侵占小股东权益，找来一大堆证件、发票等，最后一计算，潘石屹确实占了任志强两三毛钱的便宜，潘石屹急了：“任总，你打电话叫我来，折腾了一下午，我从东边跑过来，汽油费都不止两三毛钱呢。”
“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抬杠”，齐跃说，“北京人讲抬杠长知识。他今天跟你抬杠，比如说没抬过你或者说谁也没说服谁，他会马上回家找书，看一夜，看明白了，第二天接着跟你抬，一定要把你抬服了为止。抬着抬着，他被逼成了专家”。
“而且他今天跟你抬这个论点，他没说清楚，他下回抬的时候，你跟他说，上回你不是这么说的。他不会承认原来错，只说不过是没表达清楚。他把上回的论点给你拧回来，这回把你抬得服服帖帖的。”
遇到他抬杠输了，任志强也不会直接称赞对方，他认输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若他遇上下属说得对的情况，他就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挂历：“哎，这个挂历特好，送给你。”……
任志强像一条喷火的暴龙，四处点燃战火。傲慢的姿态、刺耳的言辞、拧巴的沟通等等，让他饱受诟病。他曾在论坛上回答一位年轻人的提问：你劳动生产力不行，所以不能在北京买房子；你应该被淘汰到二线城市去，二线不行就三线城市，再不行，回农村，还有宅基地。他曾经呵斥热衷打拖拉机的下属：“你们真是纯农民，就会开拖拉机！”
任志强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他身上打下了五十年代的深刻烙印。潘石屹认为：“文革前后培养出来的50年代、60年代这一批人，还是有革命精神的。像吃苦、理想主义、为别人着想，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革命情怀带出来好的一方面。我了解的任志强，就很聪明、勤奋和正直。”
对于任志强让公众印象比较深刻的诸如傲慢、生硬和拧巴等特征。潘石屹给出了时代的答案：“这同样是因为他成长在那个革命、斗争的年代。这个年代让人变得粗糙，语言粗糙，行为粗糙，只有这样才能在那个年代活下去。原来是细皮嫩肉，表达方式都是比较委婉的、温柔的，现在为了生存下去，就得把人锻炼得皮厚一点。多少精致的(人)死在了那个年代，疯在了那个年代。”
任志强不讲究吃穿等生活品质。他的平头很多年都是他的副总齐跃给理的，齐跃插队的时候练出了理发的技术。齐跃说，在食堂吃饭，很多人都会挑剔，说不好吃，但是任志强没这个话，给什么吃什么，并且永远吃光，从来不剩。任志强一次请潘石屹在高档餐厅吃鲍鱼，任志强没用勺子或叉子，直接端起盘子将鲍鱼倒进嘴里。潘石屹当时惊住了，觉得这真是一个革命战士。
“你说让他客客气气地很礼貌，他就从来不会，另外他觉得这些东西无聊。从他的价值观来说，这些东西是不对的。”潘石屹说。
当我问任志强批评潘石屹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对方的自尊时，他有点愤怒地呵斥：“你们这些社会上的人太浅薄了，简直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朋友之间还会考虑这些吗？”
当年和任志强一起劳动的延安郭庄村村民郭志爱告诉记者，在延安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与当地人吵架，任志强在旁边劝知青：“我们是从城里来的，读过书，不要和农民计较。”虽然他的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话里泾渭分明的身份划分，带着红二代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的优越感，是造就他骄傲性子的部分原因。
一方面，他的优越感让他以傲慢强者的姿态示人；另一方面，任志强嗜好看武侠，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武侠小说他都看过，连东一句西一句、下文不接上文的武侠小说都看。齐跃说：“可能他内心里是有点大侠情结的。”李春晖也证实，在华远图书馆里，有很多任志强捐赠的武侠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