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站在了关键转折点上，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正在迅速减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将逐步下降。能否顺利完成从依赖投资和出口向依赖有效的国内消费需求的转变，就看如何消除劳动力、环境等关键资源的价格扭曲，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培育对内开放、央企改革、创新等多方面的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增长“红利”。
刘胜军
眼下全球在谈论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但笔者以为，对中国而言，与短期经济波动相比，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变化。因为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受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严峻考验，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上：原有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正在减缓，新的驱动力有待培育。能否顺利完成这一转折，直接关系到原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否能够得以保持。房地产是最典型的：面对日益泡沫化的楼价，中央政府痛下决心调控房价，却又面临经济增速滑坡之忧，因为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在20%以上。笔者以为，解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驱动力，可以归结为四大“红利”。
首先是“改革红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民营企业活力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8万亿银行不良资产，以及大量央企的成功上市。大型央企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亏损累累变成了如今的实力派和“地王”。到2007年，国企利润已达到GDP的4.3%。相应地，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率从30%以上降低到如今的3%以下。
其次是“开放红利”。2003年，中国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外资企业的涌入，不仅直接创造了GDP和出口，其竞争压力也产生了“鲶鱼效应”。此外，外资企业也在人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加入WTO，更使中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迅速崛起。从1996年至2000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速为10.9%，到了2001年至2005年间猛增为年均30.2%。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随之从2000年的5.7%上升到2007年的11.4%。
再次是“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时期，生产力高而社会负担轻，往往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联合国的计算，中国的抚养比（每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60岁以上老人和14岁以下小孩的数量）从1975年的0.87%下降至2010年的历史最低点0.47，然后将逐步回升。此外，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也为中国企业充分享受开放红利创造了条件。2009年末农民工人数达到1.5亿人，而1997年是4000万人。劳动力供给的充沛，使中国企业得以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