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劳资冲突的角度看劳动者维权与社会维稳的关系，说实话，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似乎还缺乏科学的认识。比如说，近期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员工因对工资和福利不满持续停工事件，就被一些人视为“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
从表面看，这一“维权行为”对企业生产和当地的公共秩序以及社会生活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维权行为”。然而，面对日益增多的劳资冲突，一些地方官员没有足够重视这些劳动者“维权行为”背后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合理诉求，只是看到甚至夸大这种“维权行为”的不良后果。
或许他们看到和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些个案的“局部问题”，而是担心这样的冲突和矛盾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因此，以“维稳”的名义对之进行严格控制。
这就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官员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误解带来的后果：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可能发生的劳资冲突和矛盾，不是从改善民生着手去思考解决问题，不是从完善协调矛盾体制机制上去思考化解矛盾的办法，而总是将其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的层面去演绎。在这种思路下采取的措施尽管主观意愿是“维稳”，但客观上可能正是激化矛盾、损害稳定的错误之举。
不可否认，在任何社会中，都必须要有基本的稳定，否则不要说经济快速发展，即便基本的社会秩序都难以维持。但这里所说的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的稳定，而不是将社会中所有的冲突和矛盾都视为对稳定形成威胁的严重问题，从而将稳定这一终极目标泛化成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手段。
毕竟，和谐社会也并非没有利益冲突和矛盾，而是说这种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应该可调可控，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公正合理的化解。
面对一些因劳资冲突引发的劳动者“维权行为”，我们需要探究的是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至少从公开的资料看，包括本田工人停工事件在内的一些“维权行为”，大都是工人利益诉求十分明确的无奈之举——工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且长期得不到纠正或者说合理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满足。
应该说，社会利益平衡和矛盾调处机制特别是劳资利益关系和劳资矛盾调处机制出了问题，而且始终得不到修正，才是导致工人“维权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我们强调的“维稳”，不是要压制劳动者的正当合理诉求，而是要增强制度机制对劳动者表达合理利益诉求引发的劳资矛盾和冲突的容纳能力，从制度机制上解决劳动者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满足劳动者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正如时事评论员梁文道先生所说：“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应当说，这样的道理，与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的“以维权促维稳”，以改善民生促发展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亦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他们就不可能更加体面地劳动，就不会有社会可持续的长治久安。
温家宝总理在一系列校园血案发生后要求要挖掘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一系列的工人“维权行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挖掘对其合法权益保护不够等深层次原因呢？
温总理已经多次推荐过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如果在一个国度里，有很大一部分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他们自身感受不到本职岗位劳动的体面，所谓“维稳”在道义上怎能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理念又如何才能得以贯彻落实？体面地劳动又从何说起呢？ （作者系劳动关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