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左右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当为8%，倘若达不到这个增速，将很难提供12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笔者并不否认这个经验判断，也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当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向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并不刻意追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显性角色，而是重视扩大企业的边界，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美日等国只维持了4%左右的经济增速，就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进而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反观中国，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并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其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