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楼、炒古玩、炒中药材、炒绿豆、炒大蒜……”一切能够由投机资本掌控的商品似乎都成了一种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泛滥的流动性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看，流动性尚无“拐点”。但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窗口指导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但要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让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主导流动性平衡，转向更为坚决的供给型治理模式。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曾将货币循环分为产业循环和金融循环。货币的产业循环是指为了支撑经济社会中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而投入使用的货币量。货币的金融循环是指用于资产运作的货币量。显然，从需求角度出发，“流动性过剩”对应的不是在实体经济运行中流通的流量货币过多，而是存在于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等虚拟经济内部，与实体经济活动不相关，没有直接作用于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存量货币过多。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紧缩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短期内成效不大。抑制流动性，根本在于弥补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的落差，这要靠经济实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要在调控思路方面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从供给上多下工夫，解除制约当今经济增长的瓶颈。
化解流动性过剩治本之策在于长期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我国金融体系过于倚重间接融资方式，金融体系流动性不能迅速转化为实体部门的投资。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站在银行体系角度，更要放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这种转型和升级中所需要的对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投资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这需要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创新，形成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分散承担的机制。
治理流动性过剩，短期相机抉择的政策安排和长期金融结构优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金融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通过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人们对将来不确定性的隐忧，从而把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当比例投入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促使原本退出流通的窖藏货币重新投入实体经济运行当中，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动性过剩，同时能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
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私募资金）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在流动性过剩周期，我国还应加大本土私募资金的实业投资转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关注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积极修正涉外经济金融政策，对外部流动性实施有效监管。一是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设置结算门槛，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设置门槛。二是引导FDI流向，让新进入外资增量升级到高新技术产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以及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等环节和现代生产服务业，在为本土企业发展腾出空间的同时，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中国的流动性“易疏不宜堵”，流动性调控转向供给导向型的结构性治理不仅是舒缓流动性的问题，更涉及到中国平衡发展，实现结构升级，为新的增长积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