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长河来看，足球市场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不要把它看成是足球改革失败了。我认为它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足球市场也是一个要素市场，是市场体制的一个因子，它的改革史就是其他要素市场改革的一个缩影。我一直认为在要素市场的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法律关系不清晰，就是权利义务责任关系是不清晰的、混乱的，这个表现在足球市场尤其厉害。从早期的绝对垄断过渡到双轨制，从计划经济到一个坏的、混乱的市场，有很多不良信用的市场，接下来要进入一个法治的市场。
陈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大家容易把改革绝对化。一种偏颇的观点是极端自由市场主义，认为当两家有利益冲突的玩家存在时，把责权利划分清楚，两家进行博弈，市场看不见的手会神奇的引领向一个好的结果。但现实是，可能一方非常强有力，另一方是分散的没有谈判力的弱者，两者间就无法形成博弈。而当市场一出问题，另一种观点就出现了，认为还是得政府来管，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这两种观点总形成市场和政府力量的拉锯。足球身上也是这样。
按照新的经济学“选择性干预”理论，应该有一个超越有利益冲突的玩家之上的部门，当看到他们能进行平等博弈的时候，就不去干预市场；当出现大的冲突时，才进行选择性干预。既不能放任自然的丛林法则，又不能控制得死死的没有竞争。这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点，是一种平衡之道。
这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各种改革，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比如农村承包责任制、出口导向型民营经济都成功了，而银行、医疗、教育体制改革算是半成功的，不成功的则有大型国有企业石油、电信、铁道企业的改革。你会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是需要寻求这种平衡之道的改革，一向不成功。比如出口产业适合分散化的原始的市场竞争，我们一放开就成功了。但有些改革比如足球，就不容易成功，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业不仅需要竞争，还需要合作，这是很多体育联赛的核心特征。
一个联赛十几只俱乐部队，如何让大家在丛林法则中竞争，就是个“囚徒困境”：财大气粗的俱乐部把最好的球员网罗过来，比赛就一边倒，没观众爱看，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就出现了。怎么办？还要有一个超越俱乐部之上的联盟，来协调竞争和合作的机制。这个联盟的收入大部分在俱乐部之间平分，对于中小俱乐部来说，这部分收入占自己收入的一大半，可以保证它们能持续地玩这个游戏，保持一种比赛的悬念。同时财大气粗的俱乐部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比如买卖球员、卖球衣、广告、主场门票等获得更多收入。联盟的权力很大，它来制定各种既合作又竞争的，非常细致、透明的游戏规则，比如NBA的选秀制度，让排名靠后的球队先选，以平衡球队的实力，增强联赛的观赏性。这样就打破了“囚徒困境”，一家俱乐部不会通过黑哨、假球去损害其他俱乐部利益，因为那样的话联赛受损，它自己的收益也会减少，也会遭到联盟的严厉惩罚。
这叫高水平的现代市场竞争，它不只强调竞争，还强调遵循规则、相互合作，而低水平的市场竞争就是责权利划分清楚，不需要多少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是，让它竞争我们会做，让它合作我们不会做，平衡和合作机制我们建立不起来，一去就控制死了，没有竞争只剩下行政命令。
《商务周刊》：您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改革究竟出了哪些问题？我们为什么就搞不好足球？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现代足球运动是从英国发展起来的，1993年我从英国留学回来，王俊生他们酝酿足球改革，体委有很多朋友原来是东北兵团的战友，所以他们让我去介绍一下英超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