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为人口大国的第一运动，蛋糕为何越做越小？
协会，按照《现代汉语词语》的标准解释，是为促进某种共同事业的发展而组成的群众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的定义则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是经国家体育总局授权、指导全国足球运动的群众性组织和最高的足球运动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的双重身份（群众性组织＋最高足球运动管理机构）及其权力来源，皆肇始于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曾经最慷慨的赞助商之一西门子公司出品的冰箱一样，上述定义一用就“用了半个多世纪”。
199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踏上职业化改革之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开始涉足市场经营，足协由“双面人”变成“三面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足球群众性组织＋足球市场开发经营者，法学家称之为“政、事、产三合一”。
在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改革已经走过了15年。15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历经5任“专职副主席”，其中三任“被下课”，一任刚被刑拘；8任国家队主教练，除了塞尔维亚人米卢蒂诺维奇勉强可算功成而退之外，其余6任均“被下课”，现任主教练高洪波则被人预言将在3个月内下课；15年间，国足在国际足联公布的国家队排名中，高至1998年12月霍顿任上的第37位，低至2009年7月的第108位，目前排名第87位。没有人统计出国家队在这15年间的胜负场数，我们相信那是一个与我们唯一一次世界杯战绩相称的数字。
如果国家队屡战屡败的悲剧可以用“人种决定论”来作推托，那么反观我们“自己人”之间玩的足球则可称喜剧。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注册职业足球运动员为900人，足球记者有9000人，这是笑谈。资深足球记者毕熙东给出的数字是在册运动员7000人，1990年代中期这一数据曾为65万人。我们的联赛有多么糟糕，可以参见上述“9000人”之中的三位近期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内幕》一书：它已经烂透了。
在三权合一的体制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多年来真正的当权者似一个人格分裂病人，既杯葛契约精神，又全无平等意识；视市场力量为洪水猛兽，又以其为衣食来源；拒不按通行市场规则费厄泼赖，只闭门造出一道道行政新令。予取予夺，谁可奈何之？
设若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中，以“第一运动”为职业的球员已经少于专业打高尔夫或斯诺克等“贵族运动”的人；假、赌和黑金泛滥到可以把一国名义上的“最高”和“次高”足球领导人同时送进牢狱；越来越少的品牌愿意或敢于赞助这个国家的足球运动，以至于联赛不得不“裸奔”，或不断“被拖欠”赞助费而闹上法庭；一个门票年收入一度超过1亿元，冠名赞助费超过1亿元的职业联赛，在10年后不用扣除通货膨胀率赞助费就已萎缩至不到一半；并且由于分红减少、冠名与门票收入下降、球员转会市场萎缩，导致联赛中的一大半俱乐部全都在不同程度地拖欠球员的工资，“捧着金饭碗挨饿”，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15年的足球改革之路，肩负对该运动进行有序管理、组织推广和市场价值开发三大职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无论从哪一职能进行考察，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市场的魔瓶被打开
让我们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职业化和市场化改革的起点。
王俊生依然记得15年前的那一天——1994年4月27日，成都市人民体育场，数千只和平鸽、数万只气球飞向蓝天，近4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与鼓乐声此起彼伏。身着五颜六色比赛服的小运动员们手擎各俱乐部的旗帜走进球场，白底红字的俱乐部旗帜迎风飞舞。他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郑重地宣布：“万宝路1994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