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记住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树起了新的里程碑。”15年之后，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撰文写道：“这一天的到来，殊为不易。”
前溯两年，1992年3月20日，王俊生飞回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将起草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的关键论题是“足球要不要走职业化的道路”。
从足球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职业化是大势所趋，但“资本主义的职业足球我们能不能借用？会不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是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王俊生当时面临的风险拷问。其次，开展职业化足球，实现足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创造市场价值，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足球队将从“体委”的多年管理下脱离出去，王俊生可能因此成为别人眼中的“叛逆者”。
但为什么时年43岁的王俊生“个人甘当铺路石”，也要坚持走这条路呢？一是职业足球对提高竞技水平的作用早已被世界足球强国所证明；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已经搞了40年，“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必须寻找新的管理模式”，而职业化是当时最好的方法。在王俊生的回忆中，当时非解决不可的矛盾与问题有：经费不足，球员收入低，退役之后就业和生活没有保障，运动员训练、比赛、生活作风都不理想，球队成绩徘徊不前等等。
1992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史上一个重要时刻来临。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行业体协的代表98人齐聚北京红山口，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事实证明王俊生的担心并不多余，这次会议上他起草的足球改革方案在体委干部中引起了极大争论。他做完报告后，大多数地方协会的领导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道路。比如当时门票才两三毛钱一张，观众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5元、10元甚至20元还会有观众吗？这么高的价格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体育在我国是福利事业的根本宗旨吗？把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把俱乐部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是不是脱离了体委的领导？足球由谁来领导？让企业及其老板们管理足球，行吗？他们懂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都拱手交给他们？太不现实了，培养费怎么付？人事关系怎么转？工资、待遇怎么办？电视转播权归足协所有，电视台是国家办的，能与足协签合同吗……
虽然听来可笑，但今天的人们其实很难体会当年足球改革所面临的来自意识形态的真实压力。当时距离10月份召开的中共14大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大半年，“体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如同今天在朝鲜一样，是作为一种国家统筹统管体制之下的“福利事业”而存在。另一方面的隐情却是，体育总局实在不愿意继续每年向战绩一塌糊涂的足球拨款，有意以它为试验田，探索我国体育能否如发达国家一样实现自身造血。
因此，足球改革是作为我国铁板一块的“官办”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启动的。所谓的“职业化”、“俱乐部制”，其实就是市场化改革，即引入外部资本和资源，把运动赛事和球队推向市场，通过商务开发实现市场价值增值。
尽管争议大，会议最终还是顺利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于高层。王俊生回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亲自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足球体制必须改革，“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我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