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只要体制和环境不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即使告别了“福特宝时代”，于商业意义上它依然是个“双输”游戏。
2005年10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表示，足协已经把原来的经营权交出来了。此话起因是前一年的G7革命，俱乐部们本想仿照1990年代初的英国足球改革，自立门户建立起一个经营权独立于足协管制的中超协会。
中超公司筹备时的早期方案是足协出资20%的股份，14家俱乐部各占6%，预留16%的股权给战略投资人。但到了10月25日的中超常委会筹备会上，最终确定中超公司资本总额仅为200万元，足协占有36%的股份，16家俱乐部各占4%股份。中超公司成立之初曾被国家工商总局拒绝注册，原因之一是按规定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股份公司注册资金必须在5000万元以上。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的解释是“中超公司运作的是无形资产，而非有形商品的生产企业，无需过多的注册资本”，最终工商总局网开一面。
中超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会议由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重大事项须经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按此这规定，足协通过出资比例获得了重大决议的“一票否决权”。中超公司也因此得名“红顶中超”、“换汤不换药的国企”。一位参加过中超股东会的人士说：“还是足协一言堂，足协宣布最近要推出什么新政，不是跟股东商量，是告知、通告，马上去执行。”
正如阎世铎对“G7”一字一顿的告诫,“你们要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的领导！”俱乐部通过成立中超公司管理和经营中超联赛的愿望破灭，也宣告改革派发起的“中超革命”彻底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在老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
从治理结构上，中超公司并不比福特宝进步多少。尽管我国法律明文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公司法人代表，中超公司仍然由时任足协副主席南勇出任董事长。因南勇认为，“福特宝人员的经验和关系不应该被浪费，而应继续为联赛服务”，原福特宝负责中超商务开发的副总经理瞿郁明带领一班福特宝人马“转会”至中超公司，瞿出任中超公司总经理。并且中超公司不设副总，总经理只对分管联赛的足协领导一人负责。如此的权力结构安排，自然成为腐败和暗箱操作的温床。
2006年年底瞿郁明辞职，和南勇关系密切的原辽足副总经理吕锋出任中超总经理。2009年1月南勇上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后，足管中心副主任、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接任中超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目前南勇、杨一民和吕锋3人均被警方控制。
虽然外界尚不清楚三人因何案由被捕，但业内人士早已看出中超公司存在重大财务漏洞。比如2007年，中超公司一开始声称当年赢利约8000万元，随后其财务报表显示盈赢利为5000万元左右，扣除15家俱乐部分成共4500万元后，应该还有盈余。但蹊跷的是，2008年4月北京崇文国税局对中超公司2007年的账目进行检查后发现，实际当年中超公司账面亏损近1100万元，且仅上缴1万余元工资税额。对此中超公司的解释是主赞助商金威啤酒2007年的实际冠名费远远低于外界所传的数字，且有部分赞助款没有按时付清，其次在2006年，中超公司制作最新式的拉板广告牌就花费了近2000万元制作费！
当时的报道称，国税局主要调查的方向是寻找关联交易，即以不正当方式操纵利润，“仅凭此方向，可以找到很多无法合理解释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