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学里，一般没有将社会革命纳入研究的范围，马克思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政治经济学。而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如果不研究此前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它。不向前回溯100年，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为什么会将国家安全放到首要位置，从而就不能很好理解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样，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制度变革的深刻性、参与者的广泛性，就不能理解新中国前30年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会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会特别强调精神激励。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激励往往是经济发展中成本最低的手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参与的革命，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理应从经济上补偿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低收入和高积累的30年里，中国要实行彻底和平均的土地改革和抑制私营经济，为什么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只能是共同富裕的公有制，而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一方面利用现代政治和经济手段，并通过一系列运动将其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则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所需要的政府干预，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1953年以后，又将其转变为以单一公有制和政府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运行上看，各级政府实际上也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的方式来推进本国的发展。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促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进而逐步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同时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
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