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党政府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危机的感受。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相继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
1949年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巩固政权和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认为具备了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于是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果不其然，到1956年底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个过渡，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关于过渡的原因和条件，简单地说，除了观念上的因素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经济和众多的人口，使得提高积累率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加速工业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相结合，就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者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却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存在很大差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工业化因此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虽然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却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因经济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而出现的“政府失灵”问题，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但是，党内对此却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将“政府失灵”视为“官僚主义”的产物，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新生事物，尚未成熟和完善，因此认为这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是能够克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