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资料来源：《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8）》、《中国统年鉴2009》
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如果仅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科学的。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1）这与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不开。极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不成规模体系的、微弱的重工业不仅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也不能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这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2）这还与苏联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我国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也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似，既不能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积聚工业化资金，又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1955年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以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战略的成功典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胜利所证明，受到世界瞩目。这对于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样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要实施赶超战略的中国来说，苏联经验所具有的吸引力太大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向苏联学习，走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政策。（3）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以上情况说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我国的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密不可分的，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可否认。从大的方面讲，这些作用有以下三点：（1）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强了过于薄弱的重工业，建立了一些新兴产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工业技术的差距。（2）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的奇迹；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以高速度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其中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5.4%。（3）较快地改善了生产力布局，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这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是比较经济合理的行为。
从1953年到1978年间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既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留下了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人民生活改善不多的后遗症。因此，当毛泽东逝世以后，上述发展战略和高积累政策就难以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从“改革”入手，推动了发展战略的转变。80年代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变化，可以说主要是纠正了过去道路和政策选择中的“过头”偏差，即：(1)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在农村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允许外商直接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