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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百年兴衰的历史选择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0-07-09 14:01:23    浏览次数:310    评论:0
例如毛泽东多次批评计划脱离实际的问题,批评官僚主义忽视人民疾苦和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问题。为此,他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运动,实行“权力下放”。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和整顿,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失败。另一种认识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他们除了强调官僚主义的因素外,还认为与体制有关,主张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特别是在农村,不妨实行将权力下放给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的趋势。

    1978年至2009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实际当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转变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的基础和工具,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但是同样地,2008年出现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一次说明了“市场失灵”的危险性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实施赶超战略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的理念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始终是中国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因此,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党和国家选择制度和政策的最优先考虑,就成为我们把握和解读中国模式的一把钥匙。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地说,6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道路。而6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迁,也基本上是受上述的政府权威和三个目标所制约的。

    新中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石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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