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背景】: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频见诸报端网络,人民日报连续发文论收入分配,指出“莫认为国人‘能忍’,太晚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或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那么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快速解决会出现什么后果?到底是谁在阻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究竟在何方?为了更好的探讨这些话题,今天的财经沙龙特别邀请了中科院战略问题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城雄博士、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博士做客和讯访谈间,和各位网友共同探讨这些话题。【进入直播间】
访谈时间:
2010年6月11日 下午14:00-15:00点
嘉宾:

周城雄

李长安
嘉宾简介:
周城雄 中科院战略问题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长安 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郭哲 和讯网评论频道主编
【文字实录】
和讯网:看财经视频,上和TV,各位和讯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了中科院战略问题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城雄博士。
周城雄:各位网友大家好!
和讯网:对外经贸大学公共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博士作客和讯访谈间。
李长安:各位网友,大家好!
和讯网: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消息明显升温:一是5月31日,国务院转发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将收入分配改革列入了工作重点,表示要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二是媒体报道,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进行了密集调研,调研的结论之一是“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相关的话题频见诸报端网络,人民日报连续发论文收入分配,指出“莫认为国人能忍,太晚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这一段时间大家对收入分配问题关注的越来越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差别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果再不尽快解决,会造成不利的后果。
首先我们讨论,现在大家对这个讨论非常热烈,但是中国现在收入分配状况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普遍认为现在也比较严重的,也有不同的意见,社科院蔡放教授说,目前找不到数据说城乡差距扩大,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发生恶化。你们平时的观察来看,我们现在到底处于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周城雄:最近这个话题我觉得太热了,有好处,也有不好。收入分配的问题炒的太高了,太高了意味着大家都认为自己收入太低,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收入不满,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要提高收入,但实际上这种情况误导了大家。大家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现在的收入每个人翻五倍,看现在的人能满足吗?肯定不能满足,翻五倍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收入是GDP17%,翻五倍也不能满足,说明收入分配的问题不是提高收入能解决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收入,而在于其他方面。我认为收入问题要解决,必须让大家觉得收入降一半大家都很满足,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收入降一半大家都很满足想象会是什么情况?前一阶段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说部长买不起房,部长收入很低,但是部长过的很好的,房子有有保障、住的有保障,养老有保障,子女教育有保障,如果他没有一块钱的工资都可以过的非常好。公务员其实工资很低,大家都说公务员工资很高,其实按照国家规定,公务员工资是非常低,很多地方小金库这个东西不说,真正国家规定的部分是非常低的。公务员在北京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这当然是非常低。二三千块钱在北京怎么过?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做公务员,因为他有很多保障。如果说降低我一半工资,给我所有的保障,我现在都非常乐意。假如说能够给我所有的保障,我养老有保障,我小孩上学有保障,我住房有保障,所有有保障的情况下降低我一半工资我愿意。
分清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公”概念
和讯网:你说的是个别问题,我们说收入分配,你说的保障实际上是分配的问题。比如说我收入低了,但是别的各种保障没有分配给我,不行。现在大部分收入过低,再一个贫富两极分化,再一个保障不平衡的问题。
李长安:对,这里面应该分清一个概念,我们讲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概念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这是所有国家都存在的,在我们国家当然比较明显,它是一个定量的概念,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我们各个阶层之间大概差多少钱,每个人之间差多少钱,这是一个定量的概念。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定性的问题,是一个属于价值判断。我想大家应该先分清楚这个概念,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社会中,收入是绝对不可能一样的,肯定是有差距的。刚才郭哲讲到一个词非常好,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容忍度有多大?也就是说大到叫不公,多大叫公平?收入分配问题长期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也在研究,当然我觉得是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要分清这两个概念,不要说我工资非得跟你一模一样,这在任何时候都达不到。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不公的问题,差距多大叫不公?或者我们普遍认为不公。改革开放30年里经济学里用基尼系数衡量,1980年我们国家基尼系数是0.3左右,我们知道基尼系数为零是绝对平均,1是绝对不均等,在1980年是0.3,这个数字也是很值得讨论的。
和讯网:我们讲这个数字是标准的。
李长安: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前讲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根据我们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对于高学历,高技术的人也不公平。我的工资跟没学历,没技能的工人差五块钱,差十块钱,平均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公平。
周城雄:我不认为文化大革命对高学历不公平,我认为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收入最倾向于知识分子,那时候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刚刚毕业出来我印象是五十块钱,相当于那时候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工资,一个大学毕业生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刚刚大学毕业分到小学教书,教育局的人肯定他们的工资不相信,你们工资怎么那么高。



